刘统直言：国民党到底输在哪？答案在此

刘统，北京籍，历史学博士，现任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著作等身，已出版《历史的真面目》等书籍数十部。

“刘统别具一格的以人物为脉络的史书编纂手法，将历史的静谧之茶，烹煮成了波澜壮阔的酒海。”（李泓冰 评）

作者丨刘统

不久前，有读者好奇地询问，您的每一本书似乎都缺少前言和后记，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创作而成的呢？

自我介绍。

我曾是文革时期的老三届成员，就读于初二年级。随后，遭遇了文革的风波，不幸沦为所谓的“黑五类”。在那段动荡岁月里，我在工厂辛勤工作了九年，最终晋升至三级工的岗位。

1977年，高考制度得以恢复，那时我参加了本科的考试。然而，由于我家中的政治审查尚未完成对政策的落实，我最终未能被录取。

自1978年首届研究生招生考试以来，我便成功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在该领域，我专注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历史研究。我的硕士阶段导师，便是著名的王仲荦先生。

毕业后，我选择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深造。那时，王先生鼓励我拓宽视野，继续追求学术精进。因此，在1985年，我有幸考取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在那里，我有幸跟随谭其骧先生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

若能于一生中得遇一位良师，便堪称极大的幸运。对我而言，竟能邂逅两位卓越的导师，这份幸运尤为难得。

临毕业之际，我怀揣着对北京的向往，恰逢中国军事科学院招募研究人员，于是我便被征召入伍，投身军旅生涯。

步入军事科学院后，与我同桌的乃是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少校——茅海建。虽年岁略逊于我，他却身经百战，自入伍起便隶属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学成归来便投身军科院，相较之下，我尚是一名入伍不久的新兵。

他向我介绍道，军事科学院的成立，乃是叶帅一手奠基，而该院珍藏的瑰宝，正是叶帅昔日精心搜集与保管的战争档案。

茅海建专攻中国近代史，鉴于其繁忙的学术日程，他建议我应抽出时间，细致研读解放军的战争档案。

随后，我便前往图书馆借阅这些战争档案，阅读过程中不禁深感震撼，这些资料之丰富与珍贵，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翻阅档案的同时，我亦向军事科学院的资深前辈请教。这些资深研究员群体中，一类是来自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资深参谋，另一类则是建国后担任大将、元帅的得力秘书。他们乐于向我分享诸多故事。

那时，我才领悟到，我们党的历史实则呈现出两种面貌：一为面向群众普及的教育版本，诸如高中教材、大学党史课程等。

另一种则是纯粹的历史，它深藏于我们的档案之中，亦或是在当事人的口耳相传中得以流传。

目睹此景，我毅然决然地作出决定，告别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转而投身于现代史与军事史的探究之中。

我与谭其骧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聚，发生在1990年，那是在他遭遇中风前的半年光景。彼时，他受邀出席中国科学院举办的院士增选会议。

我向他提及在军事科学院所目睹的种种事物，谭先生听后情绪高涨，随即起身言道：“你必须将这些内容一一记录下来！”

既然得到了导师的许可，我便自行调整了专业方向，在军事科学院潜心研究，一待便是长达15年。

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泽东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

我写成《1948年的中国》。

写完此书仍觉未尽兴。毕竟，有些内容不宜直接呈现，因此在表达上需讲究委婉，在内容上亦需有所节制。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我所著之书中，向读者所呈现的一切皆为事实，其真实性程度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开放程度而有所变化。未来或许需不断进行修订与补充。

今日我所分享的“1948年背后的故事”，旨在为诸位拨开迷雾，揭示若干误解，并传达一些真实的历史细节。

历经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战争题材的展现上亦逐渐敞开胸怀，然而不论开放程度如何，人们心中似乎始终存有这样一种共识：

我们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

这实际上是由文人创作的关于军人的形象，并非真实反映了解放军的形象。倘若解放军的指挥官们都如同石光荣、李云龙那般言辞粗俗、行事不计后果，他们又怎能战胜国民党呢？

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众多人士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并曾留学海外。每逢会议召开，他们身着笔挺的军装，胸前勋章熠熠生辉。相较之下，我解放军的干部在开会时，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手执烟袋，形态各异，显得颇为朴素。如此接地气的共军何以能将国民党军队打得溃不成军？这其中必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原因。

提及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谈及那段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鲜少有人能够心悦诚服。

胡琏，作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担任18师师长，在华东战场上屡次与粟裕交手，于淮海战役中孤身成功脱险。而胡琏最终赢得的辉煌战役，则是金门之战。

胡琏说共产党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

我郑重地向大家保证，我已对解放战争的档案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可以说，涉及战争关键战役的档案无一遗漏，然而，我却未发现任何一个战例中解放军是以此方式作战的。

胡琏的这一言论可能源于误解。在当时，我军装备与服装显然不及国民党军，众多战士甚至无法配备正规的军装。因此，胡琏的这一说法缺乏事实依据。

另外，我对国民党并无过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我仍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审视国民党的战争档案。

阅读完毕，我心中涌起一种感受，那便是蒋介石的形象似乎与我们书本中所描绘的有所不同，他并非专横跋扈、固执己见、胸襟狭窄。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产党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他的想法多正确。

自1948年之初，他已敏锐地察觉到东北难以坚守，遂命卫立煌将东北的主力部队悉数撤退至关内。应当说，蒋介石彼时的决策是明智的——

若卫立煌能将六十万大军及早撤回关内，解放战争的持久与否，其胜负之期，恐尚难以预料。

第二项关键的战略抉择在于，当卫立煌无力坚守之际，蒋介石着手争取傅作义的支持，促使他放弃对北平与天津的坚守，并将华北地区所辖的五十余万精锐部队撤退至长江以南地区。

傅作义最终亦未从命。倘若他遵照蒋介石的指令行事，我军平津战役的战机将无从寻觅，黄河以北的国民党主力亦难以被剿灭。如此一来，我国或许真将陷入南北分治、长江为界的南北朝时期般的局面。

蒋介石未能实施两大决策，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各派均有自己的算计和利益考量。

卫立煌心中思忖，蒋介石向来善于将责任转嫁他人，若真有变故发生，届时他若将责任推到我身上，那可就糟糕了。

傅作义心中思忖，身为华北之子，华北即是我的领土。如今身处江南，我究竟算何身份？一个地方军政领袖，若无根基，岂能立足？

蒋介石的诸多决策因下属间的争执与推卸责任而难以落实，因此，他的焦虑与急躁情绪日益加剧。

蒋介石在战略布局上展现出了非凡的预见性。早在1949年2月，他便悄然下达指令，要求上海与南京的官员将上海银行内所有黄金、白银及银元悉数转移至台湾。

自那时起，便着手对舟山机场进行修缮，旨在将大量国民党官员及难民转移至台湾。

在解放军尚未渡江之际，蒋介石早已预料到这一举措，因此他得以泰然自若地将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运送至台湾。

蒋介石失败，丢掉大陆。

昔日，我们常将蒋介石的败绩归咎于腐败——指国民党的腐败，以及其失去民心。然而，那些真正投身沙场、亲身经历战火的人们深知，战场上的较量是生死攸关的，容不得任何犹豫，更遑论腐败的存在。

在战场之上，国共两党均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真枪实弹的对决。

探讨某一两次战役的胜负，或许偶有偶然之因素，然而，整体战争的败局绝非偶然，其中蕴含着诸多必然性因素。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我今天想要向各位读者阐释的主题。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泽东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

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党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产党就想跟国民党争天下？

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泽东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

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的个人声望登峰造极，他被誉为中国抗战的杰出领袖。

而且根据共产党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党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

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产党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产党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产党可以占20师的配额。

毛泽东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

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毛泽东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

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产党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党不断向共产党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产党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

此刻，蒋介石急如焚，毕竟东北地区乃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蒋介石心知必须占领此片土地，于是，他派遣了缅甸远征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领导下，奔赴东北战场。

解放军十万雄师挺进东北，林彪所率领的部队汇聚了五湖四海的精锐，各根据地的勇士们齐聚一堂。毛泽东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党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

国民党对四平的这场战役亦极为重视。因此，1946年5月爆发的四平保卫战，便成为了林彪与杜聿明两位将领之间首次展开的正面交锋。

当时，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是由各路部队汇聚而成。林彪将军抵达后，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彼此间亦缺乏熟悉，可谓是临时匆忙地投入了这场正规的战斗。

国民党进军东北时高呼“收回东北主权”，因而彼时的军队士气昂扬。然而，在四平战役中，林彪面临武器装备不足、兵源短缺以及指挥协调不力等多重困境，坚守了一个月后终告失败。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林彪的心情尤为沉重。部队遭遇重挫，如同山崩地裂，一路退守至松花江畔，仅余哈尔滨及北满地区的有限领土。

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了。

毛泽东跟国民党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泽东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彻底决裂，打。

但是打得赢打不赢，当时共产党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党。

当时颇具象征意义的是，李富春与黄克诚联名向中央呈递了一份详尽的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指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承受了巨大创伤，无力立即提供援助。与此同时，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势力异常强大。经过四平之战，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凭借目前的力量，我们尚不具备与国民党抗衡的资本。因此，我们当前需采取忍耐策略，蓄积力量，以待国际形势趋于成熟之际，再行发起反击。

这份报告，堪称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共党内高级将领的普遍共识。

毛泽东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

毛泽东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泽东的军事文集和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产党还困难，谁相信呢？

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泽东困难，毛泽东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首要任务是重夺沦陷之地。伪军与日军曾侵占广大区域，国民政府需承担起接收重任。不仅要逐一恢复各城市的政权，还需保障沦陷区民众的生活，同时处理伪军与日本战犯的问题。此外，还需安排数百万人次的日军及其家属返回日本。国民政府面临的任务艰巨而繁重。

所以毛泽东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

1946年7月，解放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经过三年的激战，国民党方面竟遭遇了彻底的溃败。

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产党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党做不到。

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产党，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

研读了解放军战史与解放战争史实后，我深感既往的结论多有过于口号化的倾向。国民党象征反动，而我们代表着正义的旗帜；人民之心所向，我们占据，而国民党却无法赢得人心；我们的解放区洋溢着明媚的阳光，相比之下，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则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

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产党能够得天下、国民党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共产党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产党解放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党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

何以见得？每当国民党收复一地，便需承担守土重任。例如，攻占沈阳、长春后，必须驻留一支军队；攻克张家口、鞍山则需部署一个师；即便是一县城，也至少需部署一个连。随着国民党推进战线、占领区域扩大，其八百万兵力分布愈发分散。部队一旦分散，可用于前线的集中兵力便随之减少，进军的步伐越快，可用于战场的兵力就越有限。

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

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产党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产党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

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党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杀，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

在四平之战的余波中，杜聿明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势。林彪率领的部队则全线撤退，退守至松花江一线。当国民党军队抵达松花江畔时，他们突然停止了前进的脚步。那时，林彪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的守备已近绝望，他率领主力部队深入北满的密林，展开了游击战。

杜聿明抵达松花江畔后停滞不前，蒋介石因而忧虑重重。究其原因，非战意不坚，实乃军力匮乏。仅有一支军队越过了松花江，面对广阔的疆域，战事如何展开？无奈之下，他只得下令暂停进攻。

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党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产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党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

国民党的军队难以逾越，毕竟他们是政府军，出国行动需遵循外交程序。

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

看着共产党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产党这个办法国民党学得来吗？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初期表现得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党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产党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产党决战还是不行，共产党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产党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

1948年三月，粟裕攻克开封，原本计划在陇海线上与国民党展开一场决战。然而，观察国民党部署的强大兵力后，粟裕意识到直接对抗难以取胜，于是采取了寻找敌军防御薄弱环节的策略进行攻击。

昔日开封作为河南之省会，仅由一师国民党军队驻守。然而，粟裕将军巧妙地避实击虚，进攻开封。面对华东野战军三纵之众（相当于一支军队的规模），那区区一个师又岂能抵挡？开封遂告陷落。

恰逢南京举办国民大会选举总统之际，忽闻开封城陷，河南的代表们即刻急匆匆地赶至总统府。现场，有人跪地恳求，有人泪流满面，纷纷强烈要求蒋介石务必夺回开封。面对众人的迫切诉求，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得下令将收复开封的任务交给了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所率领的第五军。

邱清泉原定于商丘布下战局，静候粟裕的动向。尽管他深知开封城已是一座空城，毫无实质意义，然而，他依旧不得不遵从命令，将开封城重新纳入我军掌控之下。

随后，国民党在报纸上宣称“国军收复开封”，然而事实上，粟裕巧妙地绕过邱清泉的后方，一举将区寿年兵团全歼。

与此同时，陈赓挥师围攻洛阳，守卫该城的亦为一师之众，然而这支军队多为学生兵，难以抵挡陈赓的攻势。最终，陈赓成功攻克洛阳城。

国民党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产党又走了。国民党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

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产党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产党的优势已经形成了。

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首脑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产党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中，我军成功击败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官方宣称歼敌3.2万人，然而实际战果远逊于此，战死敌军不足1万人，而俘虏则达8000余人。

当时，将74师的俘虏集中起来进行分配，不料华东野战军的各纵队纷纷前来争夺74师的俘虏。

74师之士兵，素质卓越，堪称模范，他们接受了极为正规的训练。每位士兵均具备至少高小文化程度，而即便在解放军中，连长也不见得人人拥有如此高的文化水平。

华东野战军的各纵队接收了七十四师的8000多名战俘，陈毅对此表示，这些俘虏兵极为能干。

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泽东，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得好，请陈毅做报告。

陈毅提炼出一条关键经验：华东野战军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善于利用战俘资源。

俘兵堪称宝贵之才，其战术素养尤为出色。若吸纳昔日耕作之农人投身军旅，需先对其施行枪械与手榴弹等基础训练，方能使其具备战场上的实战能力。然而，一旦俘虏兵被征召，便即刻可用，且他们在战火中的表现堪称出色。

在一场对敌据点的攻击中，连长对着机枪手大声下达指令：“开火！”那名机枪手原本是敌方俘虏，他疑惑地问道：“我该朝哪里射击？”连长回答：“我也不清楚。”俘虏兵随后提出了自己的射击方案，连长点头同意：“那就照你说的做。”

陈毅曾言：“瞧，这些俘虏兵的素质竟胜过我们的连长。”

昔日，解放军在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的山炮，这些炮火成为战场上的重要力量。在激烈的战斗中，山炮与步兵并肩作战，将炮身推进至距离前线仅剩两百米、一百米的位置。战士们透过炮筒直视目标，此乃所谓的“直瞄”战术。

被俘的国民党炮兵对解放军的炮兵投以微笑，戏谑道：“你们这是在用大炮比拼刺刀啊。”他们巧妙地将炮位调整至3000米开外，精确计算了射程，确保了每一发炮弹都能命中目标。

一旦此类经验得以推广，中央便迅速发布文件，明确指出，今后各部队在抓获国民党俘虏时，除重伤及患有传染病的俘虏外，其余俘虏一律不得释放，应全部编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党、共产党一边5个人，把国民党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党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

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跟着共产党干？共产党有本事。

一旦被俘，俘虏兵首先聚集一堂，倾诉各自的苦难，接受阶级教育。鉴于国民党士兵中的大多数亦出身于贫苦之家，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便率先登台，讲述地主阶级如何压迫他们，以及他们为何投身战场，为了穷人的翻身和解放事业而奋战。如此一来，这既激发了俘虏兵的阶级觉悟，又唤醒了他们心中的正义之火。

接着，将俘虏兵分配至各班，但需明确一点：确保每班老战士的数量占优，而新兵俘虏则相对较少。各班必须保证不对俘虏兵进行任何形式的歧视或虐待。这些俘虏兵被亲切地称为“解放战士”。

行军途中，班长亲自为他们承担枪械之重，而宿营之际，更是细心地为他们烧制洗脚之水。此类细微的关怀，无疑在情感上极大地触动了俘虏兵的心灵。

国民党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产党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功勋的评定上，无论是俘虏兵还是解放军的老战士，皆受到同等对待，此举极大地提升了俘虏兵的斗志，使他们与解放军战士同仇敌忾，共同争取立下赫赫战功。

刘伯承培养了战士王克勤。起初，他曾是国民党的一名机枪手。在俘虏之后，他被调入我军，不久便因战功赫赫而晋升为班长。

王克勤堪称卓越的将领，他所率领的部队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在战场上伤亡率极低。刘伯承将军看中了他的才能，遂对其予以表彰，并誉其为二野的战斗英雄。

随后，王克勤在战斗中英勇捐躯，刘伯承将军深感痛惜。王克勤堪称国民党俘虏队伍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到了1948年初，共产党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军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

国民党怎么也比不过共产党，国民党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产党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党越算越赔。

1947年5月，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华东野战军彻底击溃，这一事件令蒋介石深感痛心。尽管如此，他仍决定保留74师的番号，并在江南地区重新集结力量，最终成功重建，成立了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产党消灭了。

蒋介石历经一年的辛勤训练，终得踏上战场，然而，短短数日便遭遇了不幸。

共产党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员，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党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所以毛泽东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党的俘虏兵、缴获国民党的枪炮来壮大解放军。

彼时战事愈发惨烈，尤其在淮海战役的首个阶段，粟裕率领的主力部队与黄百韬的兵团在碾庄展开了激战，那是一场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激战持续了近一个月。华东野战军成功击溃了黄百韬兵团，共歼灭敌军7万余人，然而，我军也付出了约5万人的伤亡代价。

在当时的华野，有一支连队报告了220人的伤亡，而该连队的编制仅有120人。尽管队伍在持续的冲锋中不断补充兵员，但伤亡数字竟然超出了其满编人数。

1949年3月，粟裕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淮海战役的总结报告。其中提及，自1948年10月济南战役俘虏的士兵中，至1949年1月攻克陈官庄之役时，部分人已晋升至副排长之职。

共产党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党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产党能改造俘虏，国民党怎么不行呢？

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产党的俘虏兵。

在涟水战役中，我军74师成功攻克了涟水城。当时，涟水城由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驻守。此役中，张灵甫将军俘获了六纵约三百名战士。他命令这些被俘的共军士兵充当辎重队，负责拖拉大炮和运送粮食。

蒋介石明确指出，绝不可采取此举，对共军俘虏兵绝不能轻信。张灵甫却态度轻松，认为并无大碍，他认为这并非将他们纳入战斗序列，因而并未对此事给予过多重视。

在孟良崮战役爆发前，国民党军队的10个师沿一线展开，向北推进。而张灵甫所率领的一个师则孤军深入，超出常规行军两天。他将主力部队部署于孟良崮，并将重炮部队置于山下的垛庄。陈毅与粟裕敏锐地抓住了张灵甫孤军深入的两天之机，迅速调动六个纵队，共计15万兵力，将张灵甫的3万部队团团包围。

扑垛庄之敌正是王必成的六纵部队。见状，俘虏兵们情绪失控，即刻哗变。张灵甫的炮兵阵地陷入混乱，而华东野战军趁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其重炮阵地，并迅速将炮口转向孟良崮山区，猛烈轰击。

张灵甫这时才意识到大错。

孟良崮，一峰荒秃，草木难生，弹丸落地，溅起的石块便足以夺走无数生命。张灵甫顽强抵抗，直至最后，三天后，74师全军覆灭。

面对周边国民党军的紧逼，陈毅与粟裕无暇清扫战局残骸，遂于夜幕低垂之际，带领部队迅速撤退。孟良崮地区的乡亲们回忆道，战事结束后三个月，当地民众皆不敢重返山间，只见山野间遍布着惨不忍睹的尸骸。

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党，因此国民党用不了共产党办法。而共产党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党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产党的一个绝招，共产党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

在四野的资深同志口中，我得知四野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日本籍，这一消息让我颇为惊讶。

抗战胜利之际，东北野战军十万将士奔赴关东，却未携带后方支援及医疗设施。在四平战役之后，众多部队转战至东北北部，抵达哈尔滨、齐齐哈尔和牡丹江等地。面对大量伤员，却面临着无人治疗的困境。

四野政治部迅速发布了一项紧急的九九号指令，要求就地征召医务人员，以组建一所临时军医院。

在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医院主要由日本医生和护士执掌。彼时，四野后勤部长下令，要求干部们接管这些日本人的医院，并将日本医生和护士强制纳入解放军体系。

当时，我们搜寻了哈尔滨最大的医院，获取了一份名单。仔细甄别名单上的每一位，辨别他们是医生还是护士，随后便前往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中进行搜捕，将他们从火车上强行带走。在那段时期，我们总共征召了超过8000名医生与护士。

起初，这些医生和护士是因为压力而被迫为解放军提供医疗服务的。然而，解放军发现为他们治疗病患的都是日本人，这让他们感到惊讶。在军医院工作的日本医护人员，初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伤兵的殴打，但他们都默默忍受了下来。

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产党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产党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

此后，这些日本医者与护士们随各路野战军并肩作战，历经辽沈、平津、渡江、衡宝等战役，直至挺进至海南岛。

除了医务人员外，军工界也亟需加强。东北野战军迅猛壮大，人数已达百万之众，同时华东野战军亦需大量炮弹。面对这一挑战，决定在东北建立兵工厂以应需求。

彼时，解放军最主要的军工基地位于大连。然而，大连当时正被苏军所占领，国民党势力无法触及，因此解放军在此地暗中推进军工厂的建设。

我们皆曾拜读吴运铎所撰《把一切献给党》。书中提及，在东北地区设立军工厂，具体位于大连的甘井子，彼时，彼处便成立了一家炮弹制造厂。

吴运铎曾提及，他与吴屏周厂长一同进行炮弹实验。不幸的是，一枚炮弹未能如期引爆。二人匆忙前往查看，未曾想就在他们蹲下之际，炮弹突然爆炸。吴屏周厂长不幸当场丧生，而吴运铎则身受重伤。

在实地进行采访后，我翻阅了当地军工厂编纂的厂史资料，方才明白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技术水平尚显不足，这无疑是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

由于当时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战士缺乏正规的金属加工技能，制作的炮弹撞针表面粗糙，带有毛刺，因此无法顺利拉动。

最终，我们不得不依赖日本人的专长。当时，我们将大连的日本军工技术人员集中起来，其中不乏火药制造领域的专家、炮弹壳生产的行家里手，以及冶炼技艺高超的大师。这三十余位日本专家的汇聚，共同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核心力量。

我国首个航校，东北老航校。首批杰出飞行员，诸如日后升任空军司令的王海上将，均出自日本教官的悉心栽培。此外，我国首批女飞行员同样是在日本教官的指导下磨砺成材。

所以不能不说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产党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

在归国之际，要求他们悉数卸下军装，销毁个人档案，并收回所获的全部勋章。

进入九十年代，昔日日本战俘们纷纷返回各自的故乡部队探望。据此，总政治部下达指令，重新铸制模具，为这些曾在四野服役的日本老战士们每人颁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并额外赠送一枚1955年授衔时颁发的解放奖章，以作新的发放。

此后，我采访了这些年逾八旬的日本老兵，尽管岁月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然而当他们开口说话时，依旧流淌着四十年代中国解放军的口吻。

在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将敌人转变为自己的助力，其所展现的能量与作用，确实值得重新审视和高度评价。

第三条，共产党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

提及此事，众人眼前便会浮现出车轮滚滚的壮观景象，那确实是一场气势恢宏的场面。

在正史记载中，淮海战役常被概括为“六十万以少胜多，歼灭八十万敌军”，即六十万解放军成功击败了八十万国民党重兵集团。尽管在历史叙述中如此表述，然而，这种说法在账面上却难以成立。

淮海战役是共产党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党80万大军。

国民党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与黄维一同在双堆集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在被押离战场后，他在回忆录中提及，亲眼目睹了解放军后方民众的积极参与：他们有的协助推车，有的救治伤员，还有的为解放军做饭。杨伯涛感慨，在国民党的战场上，何曾见过如此景象？国民党的后勤全靠自行组织，用卡车运输物资，根本不具备如此广泛的民间支持。

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产党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党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产党跟国民党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党很随便，可以集体入党。

但是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党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

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产党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征兵问题重要。

我们知道国民党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党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产党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

继而研读了几份资料，我愈发感受到，就本性而言，人类普遍厌恶战争，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体。

观看了纪录片《人民的胜利》，我目睹了东北农民在土地改革中赢得土地的喜悦。他们怀着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纷纷自愿参军，有的甚至骑马戴花，满怀豪情地踏上保家卫国的征程。

最终我意识到这并不妥当，毕竟农民们通常过着与家人共享温暖炕头的日子，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住房和牲畜。让他们再去参与战争，这恐怕是不现实的。从他们个人的立场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愿意这样做。

稍后，我发现了一份文件，其中记载了1948年年初，中共中央向东北局下达的指令，要求东北局在六个月内筹组一百个团的二线兵团，以补充东北野战军。

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党兵，所以毛泽东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

这100个团来自翻身农民。

林彪曾下达一项指令，要求各地干部积极投身革命事业，扮演起革命的兵贩子角色。

如何进行征兵？那时，征兵任务分配至各个县、村，该村庄需征召十几名士兵。于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召集适龄青年进行集体教育。

这些年轻人们静静地坐在炕上，既不言不语，也无任何表示。支书便命人不断地加柴烧炕，使得炕上温度升高，难以忍受。终于，有一位青年忍不住跃起身来。好，这就算是一个报名者了，紧接着，其他青年也纷纷效仿，纷纷跳将起来，随后便纷纷加入了骑马戴花的军旅生活。

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

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产党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军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产党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产党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

众所周知，1948年的上海生活异常艰难，物价狂飙，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粮食和煤油均告匮乏，民众纷纷涌向银行，争相兑换金圆券。

并非蒋介石所愿导致百姓遭受此般境遇，根本症结在于物资匮乏——米粮与布匹俱告匮乏，这才引发了价格的飙升，进而导致不法商贩趁机囤积居奇。

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产党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党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

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产党控制了。

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党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产党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

共产党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

何种物品禁止出口？尽管古董与文物可运往国民党统治区，但当时谁会感兴趣购买古董呢？粮食与棉布则严禁出口。

在国民党统治区，煤油、纸张、药品等物资得以运送至解放区，这主要得益于解放区对这些物资的生产能力有限。然而，禁止进口的物资种类繁多，其中奢侈品在解放区并无需求。

如此一来，国统区便被彻底压制，这正是其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的极致体现。

为何国民党掌控的大城市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不涨价，不引发民众恐慌？

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泽东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

蒋介石退位之际，上海与唐山之间的开滦对开轮船，肩负重任，将煤炭运往上海，以此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所需。

国民党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产党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产党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

抵达上海后，陈云展开了一场经济上的淮海战役。深知上海商人对投机的热衷，他果断从东北、华北调配了大量的粮食和布匹，确保这些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

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产党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产党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

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产党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

共产党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

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产党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产党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情报的价值无可估量，掌握了情报来源的一方往往能够占据战场上的优势，这一道理显而易见。

国民党之所以败北，症结在于其组织结构过于松散，缺乏严格的政审和完备的档案管理。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机要部门，在选拔人才时，往往仅凭朋友介绍，便轻率接纳。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党里派了大量的地下党、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

毛泽东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

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泽东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泽东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

毛泽东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产党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产党情报人员。

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

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泽东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泽东算计好的。

当时存在几个关键条件，其中之一便是黄土高原的地貌特征——极度缺水。鉴于大部队必须寻觅水源充足的地区进行宿营，胡宗南的部队一旦出动，便可根据行军距离推算出当晚的宿营地，换言之，必须选择一个拥有水源的村庄作为宿营地。

毛泽东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党的技侦侦查。

至关重要的是，陕北的乡亲们绝不会成为叛徒，而新区的民众一旦情况不妙，便有可能出现叛徒，这一点尤为关键。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

越在关键时刻，共产党在国民党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

当时共产党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康生与李克农，而在各野战军的政治部中，均设有敌军工作部，该部门专司打入国民党内部，建立内线。城市工作部城里搜集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

近期，解放军编纂了两部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络工作史》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工作史》。回顾1946年3月的莱芜战役，时任济南指挥官的王耀武曾指派李仙洲率领三路大军，与张灵甫在南线协同作战，意图将陈毅、粟裕部围困于沂蒙山区。然而，陈毅、粟裕果断决策，先行对莱芜发起了攻击。

国民党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产党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

韩练成这一逃逸，其麾下的一个军顿时陷入混乱，李仙洲所辖的三个军亦随之陷入一片慌乱。陈毅率领的主力部队仅耗时一日，便将国民党军三个军共计五万余人悉数制服。

听闻莱芜战役的消息，王耀武怒不可遏，痛斥道：“我那五万大军，竟在一天之内灰飞烟灭，即便放养五万头猪，亦能让共军围捕数日之久。”

关键时刻，你却总是添乱，尤其是在沙场之上，更是束手无策。

数年后，轮到了王耀武亲自面对挑战，在济南战役中，我军成功策反了吴化文。吴化文并非王耀武的亲信，王耀武却命他镇守西线。王耀武身居城内，而将吴化文置于城外，吴化文不禁抱怨，这不就是把我当成了挡箭牌吗？

共产党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军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

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党，抗战时期就入党了，就是共产党埋在国民党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

粟裕随后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强调战机的关键时间窗口仅为四小时。若何基沣、张克侠未能及时起义，我军在运河地区将延误四小时，届时便丧失了围剿黄百韬的绝佳战机。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产党的内线。共产党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

彼时担任国民党国防部办公厅要职的内线首脑，乃是吴石。曾于《老照片》中披露，一张定格在吴石被枪决前瞬间的珍贵影像。

当时蒋介石抵达台湾，国民党内部可谓风雨飘摇，而我方众多情报人员已成功渗透至台湾境内。

我所查阅的关于攻台准备的资料中，一份详列了国民党军队在台湾的驻防情况，另一份则记录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台湾的住址。显而易见，当年国民党已开始筹备再次逃离，而部分情报人员甚至已半公开地展开活动，试图争取高官支持，策动内部起义。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我们的攻台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

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产党，当时中共在台湾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

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产党就有本事破译国民党的密码。

后来毛泽东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尊重。

当时破译专家多么勤奋？密码的排列依照汉字的古韵进行，且每日都在更新。为了深入掌握古韵的奥秘，总参二局便有一名干部竟能将整部《康熙字典》烂熟于心。

一位干部致力于钻研蒋介石国民党的军用电报，这些电报皆以文言文书写，为此，他专攻明清时期的书信文风。谁说共产党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一场多维度、全方位的竞技，然而其最终走向却蕴含着某种不可逆转的必然性。正是基于此，我创作了《中国的1948年》，旨在向读者呈现一份真实的史料汇编。未来，我将继续对这部作品进行修订与完善。

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