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忆旧：见过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直到与毛泽东相遇才坚信中国前途有望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清晨，北京城的天空尚且飘着薄雾，六国饭店里却早已灯火通明。八十二岁的张元济披衣而起，他要应邀登上天安门，在亲眼见证新中国诞生之前，把心头萦绕多年的往事捋一捋——这是他半个多世纪奔波沉浮后，最想讲清的一段历史。
高举红旗的锣鼓声自广场传来，仿若回声，把张元济的思绪拉回八十年前。那年，他还是“同治丁亥”进士，随榜进翰林，日日钻在四库典籍里，满脑子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念头。可惜，戊戌政变一夜间粉碎了变法希望，也将他踢出了翰林。出局后的张元济并未沉沦，反倒“洗尽铅华”，转而投身实业，接手尚显稚嫩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南京路一隅起步时，仅有几间瓦房、数台铅字机。张元济却认准了“国势必以学术昌明，学术必赖出版传播”这条路。于是《辞源》《四部丛刊》相继面世，科学、法学、铁路工程教材一卷卷问世，好学的青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汲取新知。这条出版路，他一走就是四十多年。
耐人寻味的是，张元济一生“喜见豪杰”，却屡屡失望。光绪皇帝在辛丑国难后心有余而力不足；袁世凯在中南海琢磨的是洪宪帝号；孙中山身处党政夹缝，革命理想屡遭掣肘；蒋介石则更让他痛心——对外妥协、对内挥刀。直到这个十月，他终于要和毛泽东面对面。
天安门上礼炮震天。典礼结束的夜里，张元济回到住处，窗外花火未息，他却久久难寐。百年前的国殇、甲午的炮火、庚子赔款的羞辱，都闪回脑际。想到此刻人潮欢呼的长街，他索性点灯提笔。一封古体书信流泻而出，字字恳切：“英伦三岛昔以鸦片羞我，今吾国得人，幸何如耶？”写罢搁笔，老者的手微微颤抖，却掩不住眼中的火光。
信件送达中南海，只过数日，便迎来第二次晤谈。十月十一日傍晚，毛泽东请张元济与前清老同榜周善培到丰泽园叙话。落座未久，毛泽东端茶先道：“张公，一部《辞源》，我在延安翻得卷折页破，今得见编纂者，正好当面讨教。”老出版家听罢，朗声笑道：“主政者笑谈辞章，实乃国之幸事。”一句客套，却道出肺腑之言。那一晚，关于民智、报禁、戊戌旧闻，两代改革者推心置腹，直到夜阑。
同年深秋，全国政协会议审议《共同纲领》。会场里，许德珩刚提出保持原稿，张元济却坚持“保全我国的”五字。周恩来在主席台细心记录，随即建议补入“保全我们的领土”。毛泽东朗声相询：“张公意下如何？”老人拈须颔首。会场静默，众代表随即鼓掌，文字就此定稿。从此，“保全领土”写进了共和国的第一份纲领，历史轻轻拐了个弯。
离京返沪之际，毛泽东特命陈毅作陪，偕张元济同游天坛。参观祈年殿时，毛泽东随手抚着蓝琉璃瓦，感慨万千：“昔日天下之大局，或生死于此。今日人民作主，才能叫历史向前。”张元济轻声应和：“道不远人。”那天北平秋阳高照，几位老人步履缓慢，却神情矍铄，好似看见了千年帝国残影背后冉冉升起的新日头。
其实，张元济与新政权的缘分，还体现在他对边疆问题的关注。1950年末，听说人民解放军即将进军西藏，他在病榻上琢磨良久，写下《西藏解放歌》并附信四条建议：编译藏文教科书、派教师、保护寺庙文物、修通川藏公路。八月二十九日正式寄出。仅一周，毛泽东亲笔回信：“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言辞亲切，却也务实。老先生喟叹自己虽“臥病不能驰驱”，但念兹在兹，总算没有徒负昔年“保种保教”之志。
时间来到一九五三年，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张元济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消息传到上海，陈毅两次到医院探视，又带来毛泽东口信：“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还请张公担纲。”工部九十岁的老人仍然颔首笑答，旋即列出馆务规划：搜集江南方志、抢救碑刻、延请遗老老友口述史料。有人担心他体弱难支，他却摆手：“能写一天算一天，总得把经历留下。”
可惜病来如山。自一九五七年起，脑血栓反复发作，行走需搀扶，说话也难清晰。周恩来过沪探视，俯身在病床前轻唤：“张公放心，商印一切安好。”老人费力抬手，只吐出三个字：“毛主席好。”声音微弱，却字字真诚。翌年，他再度中风，所余精力尽数投注《四部丛刊》续编，旁人都劝他歇息，他执拗：“书不成，闭不上眼。”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四日清晨，张元济在上海病逝，终年九十一岁。讣告发出当晚，毛泽东批示：“国有老臣，风范长存。治丧事宜，请周详。”不久后，骨灰安放于龙华烈士公墓，上海滩送行者络绎不绝。人们记得这位手持书卷、心怀家国的老人，更记得他那句沉稳的评价：“直到遇见毛泽东，方信中国有望。”
翻检往事可见，张元济对历史领袖的“眼见为实”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跌宕人生中的切身体验。光绪皇帝的犹豫、袁世凯的权谋、孙中山的理想与挫折、蒋介石的失望，最终在延安走出的毛泽东身上得到逆转。正如他反复与后辈讲述的，“救亡之路，必藉大智大勇者领众而行”。
张元济的判断未被时间辜负。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迅速恢复出版，《新华字典》《辞海》新版、《毛泽东选集》皆经他关注与督促。每当工作人员遇到选词争议，他总劝年轻编辑：“字纸虽轻，责任最重。一个错字，误万人耳目。”一句话听来朴素，却是中国出版业百年传承的基准线。
值得一提的是，张元济一生崇信教育化民。早在一九〇二年经办商务时，他便拍板成立“学生部”，聘请蔡元培、蒋梦麟翻译西人教育学，主张“教科书国有”。到了五〇年代，他又在文史馆里安排老先生们口述、校勘、注释地方志，令濒危的手抄孤本重见天日。若说事业，这或许是他给新中国留下的另一份底色——知识可救国，出版亦能强国。
庚子年之前，中国书肆多贩奇淫，随处是章回评话；庚子之后，方才有《天演论》《几何原本》的中文译稿走入学堂，这背后少不了张元济用汗水守着的铅字车间。直至近七十岁高龄，他仍站在印刷机旁看工人排字，常连说三遍：“字模干净，才能立国。”工友们听来不懂，却记住了老人挥汗的身影。
抗战年代里，商务印书馆被日机轰炸。熊熊大火中，无数铅字熔成铅水。张元济深夜赶去仓库废墟，见满地焦黑纸屑，抚额无言。转过身，他对司机说：“重建，还得继续。”两年后，脊梁弯曲的他竟带头募款，再度点燃印机。有人问他为何费此周折，他淡淡答道：“书没了，可以再印；国没了，便什么都无。”苍老面孔里透出的，却是一股倔强的少年气。
到了四十年代末，内战烽烟下的上海物价飞涨，食盐都需凭票。张元济咬牙发薪，不让一家工友失业。可见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在他身上并不矛盾，反而融为一体。正因如此，当新中国筹备政权之时，他顺理成章走到人民阵营——不是迫于形势，而是内心推演多年的选择。
追溯原因，或可从他对历届领袖的观察得到答案。光绪皇帝的慈悲被宫廷权术所缚；袁世凯的精干不免私心膨胀；孙中山才略横溢却屡遭挫败；蒋介石擅权，但热衷内战、对外退让。毛泽东之于张元济，则是一位“知书且知民”的执政者，读书广而懂行，大事来临敢扛大旗，小事亦问民间不耻下问。两相对照，何去何从，自见高下。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那场天坛游览，留下了一段广为流传的小插曲。毛泽东踏上祈年殿青石台阶时，回首对张元济轻语道：“张公，乾坤大挪移，历史翻篇，就看我们这代人能不能写出新文章。”张元济含笑躬身：“愿执笔为用，再听主席誊定。”这段对答虽短，却在随行者心中萦绕至今，因为它折射出两个时代交叠时的薪火相传。
从那以后，张元济再未踏入京畿，但每逢国家大事，毛泽东总要派人问询他的健康与意见。西藏、新疆、文教、出版——只要张老肯说，中央就有人记录，分送相关部委商办。史料显示，张元济向中央递交的备忘录、呈文、信函共计三十余份，多被采纳。那正是一个尊重学术、兼容并包的时代，足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非口号。
一九五七年后，张元济常卧榻榻米读《左传》。因为中风，手指僵直，翻书极难，孙辈于是将书页裁成半幅，便于他一手拨动。偶有访客，他仍会问：“新订《辞海》条目收了多少？机械排版精度提高否？”照料者不免失笑，心想着老人到底放不下那摞铅字。其实了解他的人明白，这不仅是职业习惯，更是救国情怀在垂暮之年的余温。
遗憾的是，劝他少劳心的人始终劝不住。八月风雨声里，他握笔写下遗嘱，字迹已见颤抖，却仍不忘叮嘱将《金石萃编》稿本寄北京审定。八月十四日凌晨，他在浅浅的呼吸间离世。次日，天灰蒙，黄浦江畔汽笛长鸣。人群自发到商务门口献花致敬，翻开他们手中的书，往往能在版权页读到“张元济审定”四字，如同沉静的签名，也是一枚无声的印章。
张氏家族后人曾统计，一生中，张元济见过的政要超过二十名，可他只对毛泽东做出了那句“国家有希望”的定论。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希望从何而来？答案或许隐藏在张元济那份简练的判断里——领袖得民心，国家自有出路；民智得开放，出版便是火种；火种若能燎原，人人皆可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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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另一封未公开的信
一九五一年冬，中央赴西北慰问团路过上海，临行前带走了一封加盖“张元济”私章的机密函。信中开头写道：“西北百业待举，若无识字人，车马难行。”短短一句，却直指普及教育与开发边疆的关系。随信附上一张书目，列有《简明算术》《农事初阶》《回文汉译读本》等二十四种小册子，字数都不超过两万，“纸张越薄越好，图表务求清晰”。张元济还建议在兰州、银川各建一座小型活字厂，由商务派人培训，将来在地头印教材，“运费可省，时效倍增”。这封信并未公开发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商务档案解封才重见天日。档案材料显示，中央将书目交教育部，并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优先落实。半年后，第一批三十五万册简体蒙古、回文教材沿包兰线运抵宁夏中卫，再由驼队分送各地清真学校。老同事事后回忆：“张老此计，等于给西北塞了口袋种子，一旦破土，就自生自长。”从这件“小事”可见，张元济的眼光从未局限于上海一隅；他把出版看作国家动脉，把识字当成民族复兴的血液。或许正因如此，他在见过无数政治名流之后，依旧要找寻那位能够让这些“火种”真正普惠黎民的掌舵者。毛泽东的到来，让他的夙愿得以实施，也为那片苦瘠大地点燃了星星之火。这段尘封已久的信札，既补足了张元济与新中国之间的精神交流，也再一次印证了他“见书如见人”的一生选择。